在无人在意的角落，2月14日，《蛟龙行动》官博发文称，“将在充分听取广大观众建议的基础上，制作一部特别版，择日再与观众见面”。
新颖的提法难掩撤档的内核，不过本片的票房失利指向了某种早有迹象的拐点，即过去几年曾经在市场上纵横驰骋的主旋律模式遭遇了暂时性的挫折。当然，主旋律题材自有其生命力，只不过在当下重新进入了一个震荡和调整的周期。
自1987年“主旋律”的概念被首次提出后，这类影片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几轮更迭，在题材上，从传统的“红色故事”为主转变为了“民族主义”挂帅；从投资主体上来说，从国营制片厂独挑大梁，到民营资本纷纷进入；从制作目的上，从固定的宣教思路变为了出品方对观众情绪的有意引导和配合，成为更纯粹的市场行为。
期间，它有过阵痛和低谷，也有着不少的高光时刻。而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曾经泾渭分明的主旋律题材和商业片之间的藩篱开始被打破，二者逐渐呈现彼此融合的态势，也有学者将其称为“新主流电影”，这既是对固有主旋律概念边界的拓展，也是一次自我更新。
到今天，“主旋律”已经不能仅仅被视为某种类型包装，而是可以融入到任何类型当中去的情感内核或价值内核。就在《蛟龙行动》失利的这个春节档，《唐探1900》《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成功，同样伴随着不少与“主旋律”相关的内核解读。主旋律电影的新形态，更加耐人寻味了。
归根到底，无论冠以什么名头，无论描绘哪段过往，主旋律电影实际上都是在与当下的观众对话。作为社会情绪的一面镜子，电影应当始终要紧跟观众取向的变化。
开端与起步
1987年，时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局长滕进贤提出“主旋律”一词，这主要是为了因应当时市面上商业片浪潮以及好莱坞电影的冲击，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鼓励电影人进行主旋律电影的创作。
此前的中国电影主要以红色题材为主，主要承担严肃的政治职能，可以称为主旋律电影的前身，偏好在历史、战争等题材中塑造英雄形象，树立时代典范，传递主流价值。但是，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模版化、空心化等弊端，传播效果也逐渐衰减。
其后，大量取材于真实人物及历史事件的英雄模范片如《焦裕禄》《孔繁森》，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如《开国大典》《大决战》等相继出现。
虽然主管部门一再提倡现实主义，要求尊重生活和艺术规律，但是多数主旋律电影仍习惯性地颟顸因循，大多带有明显的主题先行、概念先行的特点，艺术想象、艺术创新的空间都会有意无意地缩小。
除少数精品外，其余往往成为“假大空”的代名词，难以吸引观众，在票房上也难有作为。从199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初期，中国电影整体票房已经下滑到不足10亿人民币，其中一半以上还是来自分账发行的好莱坞电影。主旋律电影的传播遭遇了来自市场层面上的严峻挑战，大量的主旋律电影只能通过电影频道与观众见面。
当时，也有一些导演尝试进行“主旋律题材商业化”，比如《龙年警官》的探案色彩、《烈火金刚》的传奇英雄化、《红河谷》的西部片风格以及《红色恋人》的言情结构等，这其中很多电影还加入了他者视角来讲诉革命故事，大部分在今天看来都有不同程度的亮点，但仍然在市场上鲜有成功者。
为了顺应改革潮流，2002年出台的《电影管理条例》，完成了中国电影业最重要的制度改革，对市场全面放开影院经营、电影发行权。以《英雄》为开端，各类国产古装大片开始从好莱坞大片手中“收复失地”，初步培养起内地观众的观影习惯。只不过这些电影往往口碑两极分化，直到2007年岁末《集结号》出现，才第一次实现了票房和口碑双赢，这也是彼时将商业电影和主旋律元素结合的最好的一部电影。
随后在2009年先后上映的《建国大业》和《十月围城》，更是直接使主旋律电影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前者学习好莱坞电影《最长的一天》的全明星模式，并把领袖的决策与生活进行了某种诗意化的提炼，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后者则是将目光对准了本与革命不相干的芸芸众生身上，他们出于不同理由，为保卫中山先生这一共同目标而前后赴死，这种死亡并不是工具性的，而是铭刻进时间和影像中，从而成为不朽。
《十月围城》的监制陈可辛多次谈到冯小刚的《集结号》给他带来的“市场信息”，他从《集结号》中得出一种“爱国加人性”的主旋律模式。只不过该片为了商业性考虑，从而在严肃的故事底色上添加了很多“非现实”的部分，比如武侠风的动作场面等等，削弱了影片本应具有的力度，殊为可惜，却也是商业电影与主旋律融合初期交的“学费”。
依照《建国大业》模式的后续作品，如《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的商业产出却逐渐衰减了，这一方面是前作172位大牌艺人助阵带来的阈值太高，后续作品很难超越，另一方面观众中追星群体比重并不高，而且模板化的叙事套路也很容易让观众陷入审美疲劳。
与此同时，另一种主旋律题材路径也在勃兴。很多民营电影公司开始加入到这一类型的生产中来，他们成功地在主旋律这个类型里找到新的发挥空间，并和各种成熟类型进行进一步嫁接与融合。比如，《十月围城》的出品方博纳影业之后陆续推出了《智取威虎山》、《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等主旋律色彩浓厚的电影。其利用自身优势，搭建起的“主旋律题材 香港导演”的模式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取得了不俗战果。
相对来说，比起早期主旋律题材的“苦难”和“屈辱”叙事，随着国势复振，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民族自豪感为纽带的民族主义叙事开始抬头，部分取代了过往占主流的“红色”叙事，主旋律题材也不再是单方面的灌输，而是片方反过来迎合市场的结果。
2017年上映的《战狼2》正是基于此种情绪下公映的，它基于好莱坞“孤胆英雄”的经典叙事，并夹杂了超级英雄题材、传统武侠套路和战争片元素，汇集成一款指向明确的民族主义产品，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此后，伴随着《流浪地球》、《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等主旋律色彩浓厚的电影接连刷新记录，主旋律电影也开始进入了“全盛时期”，只不过隐忧始终存在，并将在之后的日子里逐步显露。
从主旋律到新主流
对于市场的新变化，各界也开始进行阶段性总结。比如在一次金爵奖活动上，《金刚川》、《革命者》总制片人梁静表示，“主旋律电影就是新主流电影。”换句话说，主旋律电影已经不再是单一题材，而是正在逐步完成从“类型化”到“主流化”的进阶，也就是“新主流”电影。
清华大学尹鸿教授就进一步阐明“新主流”题材的特征为“主流价值 主流市场”，既符合主流价值观、又符合市场诉求，其主要特征为：区分敌我，设置一个“假想敌”，并战而胜之，这既符合观众正义必胜的朴素道德要求，也与“大国崛起”的宏观叙事相契合；更下沉的视角，塑造角色不贪图高大全，而是有些缺点的普通人，这样他们的蜕变才更有戏剧性和张力；更精良的制作，也就是让主旋律题材与类型片的融合更加深入；形成个体价值与集体价值的统一，最后共同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所谓的新主流电影在今年的春节档产生了一对非常有趣的对照组，即《蛟龙行动》和《唐探1900》。
前者秉持着上一个时代的余绪，上面的模版完全可以精准嵌套，但却表现乏力，实际上从2022年开始，新主流电影就已经开始疲软，2022年国庆档《万里归途》票房只有15亿，代表着国庆档主旋律大片票房跌落的开始。2023年和2024年两次国庆档，2部《志愿军》题材电影，票房更进一步下滑。
背后的原因林林总总，不一而同，除了时代气氛与经济气氛的变化，单从操作层面上来看，首先是题材上的局限，很少关注现实生活，要么是我军官兵在域外大显神威，要么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全新演绎，与当下的距离都有些遥远。少数类似于《中国机长》和《中国医生》这样的电影又因为是“命题作文”，腾挪空间很小。
其二是主题的单一，见山川秀丽而有自矜之情，爱国主义本自天性，也是主流价值观的重要一环，但如果所有的题材最后都指向这一个终点未免又有些单调。
第三是类型上的重复，相当多的新主流电影都是把主旋律同战争、犯罪、动作等寥寥数个类型进行嫁接，而更为广阔的题材则少人问津。
《唐探1900》则给出了另一种形式的新主流表达，它既推翻了自己，也推翻了固有的范式。它把自己从系列前三部半架空的设置中挣脱了出来，形成了基本符合严肃史实的重构，让故事有了落地感；它保留了喜剧的基底，同时大幅弱化探案的戏份，在段子和苦难之间基本上达成了平衡。同时它追根溯源，通过“华工血泪史”的叙述，产生了古今对话的隐喻，同样是描述屈辱史，这相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来说，从技术层面来说是一种进阶。
不少观众讶异于陈思诚对主旋律题材“出手”，融入悬疑片与喜剧片的成熟类型技法，试图完成主旋律的再造。但其实，陈思诚早在去年上映的《解密》之中，便已先行进行了主旋律探索。《解密》尝试将家国情怀与个人英雄史诗叙事相结合，同样也是两个天才双雄对垒的商业片框架，只不过声量过于有限，没能引发更多观众共鸣。
而今年春节档的另一大爆款《哪吒之魔童闹海》的解读风向也同样有趣。在影片内容和主创团队均没有就主旋律价值落点做出任何显性阐释的情况下，无数观众在讨论中自然嵌套进了主旋律叙事，认为哪吒的故事走向具有“明确”的当代政治映射。这说明，受欢迎的影视作品，无需进行显性“主旋律”包装，也会被赋予“主旋律”身段。
新主流电影当然要基于主流价值观，只不过除了已经被大书特书的爱国主义和根植于敌我意识的身份认同，但如果刀刃向内，其实还有更多可以挖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