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娱乐专稿（李小狼/文）在冯小刚新片《抓特务》的某场映后活动上，韩红一番“求票房”的发言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活动上，韩红说：“我是在北京胡同长大的，我奶奶就是在北京胡同卖冰棍儿的，今儿（电影）还没首映，在咱们北京先放头一场，咱北京的兄弟姐妹，爷们娘们能不能给走个面？走个面，咱北京两千多万人口，您受累，您走个面，把这第一波票房带起来，咱就有了，我谢谢您大伙。”
某种程度上，不难理解韩红为何请求北京观众带第一波票房。《抓特务》确实是一出非常有北京地域特色的年代戏，主角就生活在胡同里，电影中还出现了“烟袋斜街”等北京著名地名。
只是，这一带着些许江湖义气的“求票房”举动，并未如预期般换来同情与北京观众的票房，反而招致了大量网友的情绪反弹，甚至认为这其中存在“情感绑架”。
明星、导演“求票房”并不少见。最著名的案例来自2016年，制片人方励曾为吴天明导演遗作《百年朝凤》下跪求排片，这一举动也确实奏效了，不仅为电影增加了话题，也明显带动了票房的增长。
当时公众的反应以惋惜和声援为主，认为《百鸟朝凤》是一部有艺术价值的电影，但被市场冷落，值得支持。那时候的语境，是文艺片对抗商业片、情怀对抗资本。
也是2016年，周星驰电影《美人鱼》上映时，核心宣传点就是“欠星爷一张电影票”，将观众对周星驰早期作品的情怀，精准转化为了票房。
最终《美人鱼》也凭借这股情绪，拿下了近34亿的票房，成为当年的中国影史票房冠军。某种程度上，这也算得上一种隐晦的“求票房”。
或许可以说，“求票房”的行为曾经凑效，但为什么现在越来越让观众感到反感？
最根本的变化是，观众对“卖惨式营销”免疫了。一次下跪能换来关注，两次下跪能换来讨论，到了第三次、第四次，公众会本能地审视，这到底是走投无路还是路径依赖？
《抓特务》面临的正是这种审视。“求”的对象从资源匮乏的文艺片，变成了资源充裕的商业大片，悲情牌的逻辑就不通了。观众不再感到愧疚，反而觉得被冒犯。
更何况，近年来，高片酬、高回报的明星们在公众语境中的形象本就微妙。而电影作为动辄数千万、数亿投资的商业项目，其成败本质上是资本与市场的博弈。
当一个拿着顶尖行业资源的剧组，在面对市场检验时，不去反思营销策略、宣发或者内容本身的问题，而是让明星站在台上向普通观众“求票房”，观众的不满情绪也不难理解。
另一个转变是话语权的转移。
过去，“求票房”是向影院经理求，向媒体求。但现在，电影的生死直接由社交网络上的即时反馈决定。
一部电影上映首日，豆瓣开分、短视频平台的吐槽切片、朋友圈的评价，一天内就能锁定它的命运。在这个体系里，一个明星的公开情绪表达，很难转化为大众的购票动力。
韩红的映后发言争议，本质上是旧时代的营销思维撞上了新时代的观众心理。
方励为《百鸟朝凤》下跪的2016年，公众还愿意为“情怀”买单。如今近十年过去，观众已经完成了一轮心理进化，不再吃这一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