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往往关涉到一个民族的秘史，在绘画的线条、书法的笔锋、舞蹈的动作、电影的故事之外，艺术的核心张力来自于这个民族的基本性格。所以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总愿意在电影里讲述名不经传的小吏小民，在历史的沟壑间忙忙碌碌的背影；也愿意讲述一马当先的英雄，在家国危亡的关头舍生取义的呼啸。在中国叙事的音韵里，我们的电影一而再再而三地描述春耕秋作家长里短的人间美好，也不避讳在塞外边关一地清冷的月光和一袭染血的铠甲下汹涌的万丈豪情。
《赛德克·巴莱（上）》和《赛德克·巴莱（下）》就是中国叙事下开出的花朵。在大部分时间里，影片都在描述台湾地区赛德克族美好而质朴的生活。赛德克人热爱他们世代居住的奇莱山、浊水溪，相信祖灵鸟在唱歌，崇尚“我的灵魂如松叶纷飞”般的自由。他们结婚时喜欢跳精神舞，女人在一旁吹奏美丽的口簧琴，男人一起喝光同一个杯子里的酒。在这里有高耸入云的森林、深不见底的悬崖，有血一样鲜红的樱花和像海一样蔚蓝的星空。在高山和溪水之间，赛德克人吟唱先知般的曲谣，歌咏“像松枝嫩牙般的勇士”。使用只有他们自己能听得懂的呼号传情达意，年轻的呼叫在祖先凝望过的山林里回荡，万物回应，萦日不灭。
在另一部分时间里，影片讲述的是这样乌托邦画面的崩塌。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日本人武力介入台湾地区。该片细致地还原了日本人在台湾地区殖民和暴政的过程，他们砍倒赛德克祖先种下的、与奇莱山同样古老的树木，“这些看过我们祖先的树，就这样变成了木头”。污染赛德克人世代饮用的浊水溪的水。强迫赛德克男人日夜劳作，并夺走他们的劳动果实。他们侮辱赛德克女人，逼迫她们陪酒。要求赛德克少年忘掉母语，学习日本的语言。最令人惊心的一幕来自于已经改为日本名字的赛德克人竟然感叹，“不想当野蛮人，但不管怎么努力装扮，也改变不了这张不被文明认同的脸。”
《赛德克·巴莱》两部系列电影讲述的是发生在台湾地区的雾社事件，1930年，赛德克族马赫坡头目莫那·鲁道不满日本人长期暴政，率领12个族社中的6个部族，趁着举办社运动会之机，突袭雾社地区日警分驻所。日本人气急败坏，出动飞机、机枪、迫击炮，甚至最后投掷了生化炸弹，围剿手持弓箭和弯刀的赛德克人。300名赛德克勇士对抗数千军队，苦战50天之久，最后或战死或自尽，无一生还。发起者莫那·鲁道自杀，参与行动的部落几遭灭族。
赛德克·巴莱是台湾地区原住民赛德克族语言，赛德克的意思是人，巴莱是赛德克语言中真正的意思，赛德克·巴莱的意思就是真正的人。在公元1930年，台湾地区赛德克族发动的这场起义，和历史记载的任何一次起义都不同的是，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起义都会有明确的权力、财富、阶级上的诉求，但雾社事件的目的是一些看起来很抽象的东西，如信仰，如尊严，如骄傲，如守护祖灵。
在起义之前，莫那·鲁道对六个部族的人说，“雾社高山的猎场我们是守不住了。”“在通往祖灵之家的彩虹彼端，还有一座肥美的猎场，我们的祖先可都在那儿，只有英勇的灵魂才能进入的猎场，绝对不能失去。”在赛德克人的观念里，赛德克人有两个家园，一个是活着居住的山川和大地，还有一个是死后，只有真正的赛德克人才能栖居的猎场。所以莫那·鲁道对族人的号召是，“我的族人啊，猎取敌人的首级吧，用鲜血洗净灵魂，走进彩虹，永远的猎场。”
甚至于这也不是一次为了取胜而发动的战争，而是拿生命来换图腾印记。在起义发动前夕，荷戈社头目塔道质问莫那·鲁道，“拿生命来换图腾印记，那拿什么来换回这些年轻的生命？”莫那·鲁道回答了两个字：“骄傲”。在1930年台湾地区的云雾山巅，一个赛德克人再次说出了中国人那句老话“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苦战50天之后，莫那·鲁道对仅存的几位族人说，“我不愿让日本人在族人面前玩弄我，我到山的极巅等你们，一起回到彩虹彼端的美丽猎场。”转身消失。直到四年后，在深山的一个洞窟里被人发现时，莫那·鲁道的尸体半边腐化为白骨，半边则风干成木乃伊。应了赛德克族那个古老的传说，“从前在白石山上，有一棵大树叫波索康夫尼。它的树身一半是木头，一半是岩石，有一天它的树身生下了一男一女，后来这对男女又生下了好多的孩子，那就是我们，真正的赛德克人。”
电影放映是一个机械装置的运动过程，其产品是故事和思想。《赛德克·巴莱（上）》和《赛德克·巴莱（下）》遵循一个猎人的足迹，重新回到历史的深处，讲述一个民族的创伤和骄傲。这不是简单的历史书写，不是哀悼的语言，不抒情，不是英雄主义，只是将历史真实地捧在面前。在伤口里，认出真理，这是关于一个民族最为磅礴的思辩。
影片最后，即将赴死的哥哥达多·莫那对妹妹说，“哥哥求死很容易，你们要活下去却很难，你要多忍耐，多生孩子，要教他们认识我们父亲的骄傲，让你的孩子们再生孩子，再生孩子，要每个孩子都成为你骄傲的赛德克，挺起胸膛地活着。”
电影这种艺术最好的地方就在于，在整个世界的价值观都在激烈动荡的时代，它要人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经历了什么，该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