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电视剧《繁花》编剧权之争的发酵程度已经远超公众一开始的想象。就在昨天，古二又接连爆出了比以往更加惊人的录音。这次，有关录音可证实的问题，已经从劳动维权，直接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拿日式盔甲与军国主义当作谈资，认为前者可以“压邪”，嘲弄疫情时期的医护人员，贬损国旗，否定主流价值观和政治原则等待出格言论……这里就不放图了，大家自行搜索吧。王导等所涉及的问题，可能是任何人都兜不住的了。
从中可以看到，这已不再是简单的拖欠薪酬，或者知识产权的问题了，而是一个事关法律法规、公序良俗的重磅舆情，哪怕放在国内娱乐圈史上，也属罕见级别。《繁花》剧组显然手足无措，急忙放出一个要求古二回国的声明。我们本以为王家卫会用什么大杀器回击，谁知道，居然是个写在word上截图直接发表的“严正声明”。想必大家都看得出来，这如同学生连夜赶作业一般的草急就章，更像是“放学别走，校门口见”的小学生级别的恐吓。
正如我们在一文中所说，他对人民毫无感情，更不用说对国家和社会有啥认同了。他的底色，恐怕就只是仗势欺人而已。
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娱乐圈大量的屁股歪现象也不是一天两天，可是闹得这么大，又是头一回。为什么是掀起这般滔天巨浪的会是古二？如果古二是小人物，那么影视圈更多的“小人物”，为何没有发出如此不甘与愤怒的前例？之前的古二们去哪了？
搞不清楚这些问题，古二只会是一个爽剧男主的角色。王家卫当事人必然会被清算，在此之后，娱乐圈可能只是依旧太平。《繁花》与古二之争，会如同随处可见的“底层逆袭”叙事一般，成为一个只可供凭吊和追忆的符号。他会被纳入文化市场的年谱，成为“维权”的经典案例，电影史课堂上老师随手一提的正面典型，而是非真正普惠人民群众和电影工业发展的推手。
从实际出发，王家卫等人虽然涉及诸多雷区和红线，但是，客观地说，这场纷争并没有触动行业的权力根基，矛头始终对准王家卫和他的身边人，而不是整个内娱的根基和生产模式。古二对影视圈的不合理现状的声讨，举起的是道德大旗，从而也无法改变那套陈腐的生产关系、分配秩序与权力格局。因此，基于以上几点，对古二的关注越多，认同越多，越像是自足于逆天改命神话的安慰剂。相关利益方可见的“妥协”，也只会是对现有体制的小修小补，展现容错和自我纠错的“大度”，而非变革的起点。
部分舆论搞错了前提。实际上，古二并不是“小人物”，他在现实已有的影视生态中，是相对而言的受益者，而非绝对的受害者。从他所提供的录音来看，他是王家卫的生活助理，也是参与整个影视项目的编剧。这并不是一个新人可以触及的地位，也不是一个小人物能够达到的高度。
这一切风浪的背后，有一个被所有人忽视的，且无可争辩的事实，他的起点，恰恰是无数人渴求的终点。“资浅人士”古二能够参与核心剧情梳理与构建，能够与大师有亲密接触，并得以近身瞻仰，并详实记录一举一动。还能拿着会议录音，作为以后证明自身权益的资本。这并不是有普遍价值的“维权”，而是在一个不平等结构中与身份对等的合理诉求。
在真实的权力结构中，古二与“小人物”的定位大为不同。在更为普遍的情境中，大部分“古二”只是可有可无的附庸，而非具有独立人格的创作者。编剧行业高度依赖于血缘关系及院校系统展开，师出名门，便可老带新、传帮带，赓续光辉传统。师出无名，那只能蜗居在朝阳区冬冷夏热的地下室里，去寒门剧组里试稿比稿，换得一个“编剧老师”的荣誉。
若是连“寒门”的法眼都入不了，那就去大小电影节的创投试试运气，期望于被“慧眼”相中。如果既没有被抄袭、洗稿，还能得到几句夸赞，获得一些基于人情客套的合作意向，便是万幸。更多情况，则是不幸的成为了某些“大师”的他山之石。
编剧行业苦生存艰难久矣。苦思冥想创作出的作品，只要出去走了一圈，就成了别人家的孩子。相关作品中的人物设定、剧情架构，要么是被“洗稿”到了别的作品里，要么只是“大佬”用来试错和借鉴的垫脚石。有志者想要发出那种在压迫之下的抗争，面对他们的，往往是浩繁的自我证明之路。
在日常的工作之外，还要直面圈内圈外叠床架屋的行政、权力系统，不仅举证维权耗时耗力，后果往往不尽如人意，更可怕的是，但凡背负“不听话”的名声，圈内举步维艰、进退维谷自不用说，如何保证暖气费和房租的按时缴纳，是一个更为现实和艰巨的难题。
在这种畸形的创作生态之中，如古二一般享有“包衣”待遇已经是天大的荣幸，反抗的权力更是极小概率的事情。影视行业门阀高耸、壁垒森严已是常识。且不论导演、编剧这些核心岗位，早就被几所艺术院校瓜分完毕，连灯光、道具这些工种，也被某几个省份的同乡会按需分配。
北电、中传、中戏、上戏、浙传的毕业生，按照顺序牢牢占据这块小的可怜的蛋糕，饥不择食、各显神通，在逼仄的“地下室”里进行着更为惨烈的内耗与倾轧。他们大多像古二一般，在动辄以年计的项目周期内，奔波于片场、会场和酒场，耐心“倾听”各方诉求。根据资方和导演的需要即时调整剧情和设定，上讨“主子”欢心，下求早已消散如云烟的艺术理想。
有合同保障、不被中途调换，已是在跌宕的命运中，唯一可乞求的满足。但凡得到大佬的一次宠幸，乃至获得后续的合作机会，成了无数影视民工求之不得的“金枷锁”。
这是一个从教育体制开始，对外以影响力为光环，对内以师承、血缘、地缘为隐秘规则，构建起的密不透风的牢笼。在部分舆论看来，古二是个小人物，以局外人身份躬身入局、揭黑打黑。这一点明显有悖于现实，他的成功，恰恰相反，是建立在他是“名校”毕业生的基础之上。从这点来说，他并不是“局外人”。而是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中的“相对受益者”。所谓月薪三四千，所谓当牛做马不被承认，当然是事实，却不是他能反击的根本性因素。在现实中，一个讽刺的现实是，大部分编剧，甚至包括王家卫本人，都是从这么一个完全封建且腐朽的结构中爬上来的。
在这两个月接连不断的“死谏”中，他的诉求始终是自己的“署名权”，而非整个剧组的共同诉求。我们固然承认，他的强大人格，会有极强的带动作用，也会引领一批人勇于捍卫人格和劳动权益。但是，他的成功并不可复制。从影视项目精细分工的运转逻辑而言，各个环节全责已然被无比精妙和规范的确认，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代所有人发声和维权。他达成诉求的方式，只能是针对离他最近的，也是最知名的“大师”。
因而，一个荒谬的现象就出现了。他可以反抗的前置条件是，他也处于一个特权的位置。他在他人难以企及的权力节点，他才得以被看到听到。我们无条件承认、尊重、认可古二，但是，古二成功维权，以玉石俱焚的方式做出了壮烈的反抗，却是隐含了一个致命的大前提：只有入场券，才有抗议权。只有能切上蛋糕，才能分到更多的蛋糕。有了叉子，无论分到的蛋糕多大多小，都不是叉子的错。
部分舆论面对古二一事时，总将问题总结于“奸邪作祟”，而非直面一个更加显著的问题，即古二面对的是一个根本不尊重人也不合理的结构。既然事情的最终导向，并不是在普遍境遇层面有所改变，那么这种维权，会一次又一次重演，而不是以釜底抽薪的方式解决。
哪怕古二抛出再多的证据证明自己如此重要，哪怕此类证据可以再上升到更高的高度，这无从改变除了古二自己，有关争论部分无效的现实。影视教育体制中，被老师当奴仆驱使的学生在哪里？影视制作流程中，成为创意劳工，用完则被弃的劳动者在哪里？
我们尊重古二先生，尊重他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尊重他的勇气，也尊重他在绝望之中勇于反击的高贵品质。我们承认，古二先生以及他的努力，会成为中国影视乃至文娱行业标杆的事件。王家卫就此塌房，编剧的权益将会被前所未有的重视。不过，我们更关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然后呢？更多人呢？不管是更多的沉默者，还是更多的王家卫们，影视娱乐圈的底层结构会就此改变吗？
这才是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